前 言 跨越絕對貧困后的新使命
第一章 5年過渡期：在挑戰中鞏固拓展脫貧成果
第二章 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中國實踐
1. 機制防返貧：動態監測精準幫扶，筑牢返貧防護屏障
2. 基建補短板：設施升級互聯互通，城鄉融合惠及民生
3. 就業穩增收：產業帶動崗位擴容，增收致富動能強勁
4. 產業激活力：特色融合集群發展，聯農帶農增收增效
5. 保障兜底線：政策銜接社會保障，確保基本生活無憂
第三章 中國減貧治理模式的理論創新及豐富發展
1. 減貧范式革新：從“涓滴效應”到“精準滴灌”
2. 破解要素約束：“弱鳥先飛”理論與資源激活
3. 創新制度設計：建立貧困動態治理體系
4. 優化路徑安排：“千萬工程”與城鄉融合發展
5. 推進區域協同：東西部協作與益貧市場機制
6. 激發內生動力：扶志扶智與內生發展邏輯
第四章 中國減貧治理模式的基本遵循
1. 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是根本保證
2. 人民至上是價值旨歸
3. 合力攻堅是鮮明特色
4. 自立自強是基本原則
5. 循序漸進是關鍵之舉
第五章 中國減貧行動與國際減貧合作
1. 需求導向：中國減貧貢獻促進世界包容性發展
2. 系統賦能：高效供給公共產品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
3. 共建共享：讓“全球南方”從“追趕者”到“共創者”
結 語 讓中國減貧經驗惠及世界
編寫說明與致謝
中國脫貧歷程表明，本著滴水穿石、一張藍圖繪到底的韌性、恒心和奮斗精神，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弱鳥是可以先飛、高飛的。中國可以成功，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樣可以成功。這是中國成功打贏脫貧攻堅戰的世界意義。
——習近平
前言：跨越絕對貧困后的新使命
消除貧困，自古以來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關乎人類發展的重大全球性難題。
減貧的本質是解決發展的問題。當前世界發展的諸多沖突和困境，背后都有各國發展權利和路徑的難題。尤其是占世界人口七成以上的發展中國家，貧困是這些國家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之一。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行動起來，建設一個共同發展的公正世界，讓貧困成為過去，讓美好愿景成為現實。”
2024年1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九次峰會時向世界宣告。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構建起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體系、政策體系、工作體系，成功走出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創立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
2021年2月25日，中國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
中國歷史性消除絕對貧困，完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減貧實踐，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消除絕對貧困并非終點，而是新奮斗的起點。中國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后，設置了5年過渡期來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有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經濟下行與全球發展失衡加劇的多重挑戰，通過學習推廣“千萬工程”經驗等統籌城鄉融合發展，通過持續推進“東西協作”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在縮小城鄉差距和區域發展差距的道路上持續發力。
2025年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5年過渡期的最后一年，中國牢牢守住了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
就業規模穩定在高位：截至2024年底，脫貧勞動力務工就業人數3305萬人，已連續4年穩定在3000萬人以上。2024年前三季度，脫貧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84元，比上年同期實際增長6.5%。過渡期以來，全國脫貧人口務工規模連續4年穩定在3000萬人以上，高質量完成了脫貧人口穩崗就業目標任務。
就業質量顯著改善：堅持以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為重點，深入開展勞務協作提質行動、“春風行動”等活動，舉辦專場招聘會，開展“點對點”輸送，不斷提高外出務工組織化程度。積極應對高校畢業生崗位供給不足和就業競爭加劇雙重壓力，開展“雨露計劃”就業幫扶公益行動、“百日千萬”招聘專項行動，線上參與招聘活動超過150萬人次。2024年畢業的65萬“雨露計劃”學生就業率總體達到90%。
收入水平持續提升：2024年脫貧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2元，較2021年增長24.7%，連續4年快于全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速。
中國共產黨打好脫貧地區5年過渡期“收官戰”，成績經受住了歷史和人民的檢驗。這也向世界充分說明，貧困不僅是可以戰勝的，在建立起可靠有效的后續幫扶機制的前提下，也是可以阻斷、可以不再復發的。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重要一員，中國始終秉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愿以自身的減貧經驗與積極行動，助力改變全球貧困現狀。
當烏干達的跨崖公路化作承載希望的“發展之路”，當斐濟的稻田成為見證情誼的“合作之田”，當全球南方的每個村落都能在減貧進程中書寫獨特的發展故事……人類文明方能真正抵達“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嶄新境界。
中國減貧經驗與實踐正編織起文明對話的紐帶。通過為各國減貧事業和現代化進程貢獻智慧與方案，中國正攜手與世界各國一道，努力共創一個沒有貧困的美好世界。
第一章 5年過渡期：在挑戰中鞏固拓展脫貧成果
當2021年2月中國宣布歷史性消除絕對貧困時，國際社會曾有關切：這是一次性成就還是持久變革？從全球來看，一些發展中國家曾實施過大規模減貧行動，但沒有鞏固減貧成果，又發生大規模返貧。
2024年10月17日，世界銀行發布《走出多元危機的貧困與繁榮路徑報告》認為，全球減貧進程和共享繁榮的總體目標停滯不前。全球減貧進程在2020年到2030年將是“虛度”的十年。到2024年，全球約8.5%的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中。這意味著全世界有6.92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足2.15美元，雖然極端貧困率從1990年的38%下降到2024年8.5%，但由于近年來經濟增長放緩、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高通脹以及局地沖突加劇等多重危機沖擊下，全球減貧率停滯不前，極端貧困率僅略低于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前的水平，在許多貧困區域中，貧困率仍高于5年前。低收入國家43%的人口仍處于極端貧困，撒哈拉以南非洲貧困率預計到2030年仍將達17%。疫情和糧食危機使非洲饑餓人數增加82%，2.7億人面臨糧食不安全的狀況。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數據，撒哈拉以南非洲48.2%的貧困人口生活在沖突地區，兒童貧困率（27.9%）是成人的兩倍。此外，農村人口占貧困人口的83.7%，基礎設施和教育資源匱乏加劇了返貧風險。
中國在解決減貧和返貧的全球難題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發布的報告《中國減貧學—政治經濟學視野下的中國減貧理論與實踐》中總結中國的減貧經驗：通過“益貧市場”機制重構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政府作為“賦能之手”，通過精準識別（如建檔立卡）、資源統籌（如五級書記抓扶貧）和制度保障（如“兩不愁三保障”標準），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協同的減貧體系，使貧困者從“分配受益者”轉變為“增長貢獻者”，突破了傳統福利主義和單純市場驅動的局限，例如在深度貧困地區通過產業扶貧與生態保護結合，實現“脫貧與生態雙贏”。
“中國減貧學”探索的“5年過渡期”等經驗理論延續并迭代為鞏固拓展脫貧成果的重要舉措，如挑選160個返貧風險較高的重點幫扶縣，中央財政安排1561億元銜接資金實施動態治理，重點支持這些地區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形成防止規模性返貧的制度保障。
中國創造性設置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5年過渡期，是在精準脫貧方略的基礎上，構建起“四個不摘”長效防返貧機制—
不摘責任：壓實主體責任，保持攻堅態勢。延續脫貧攻堅領導體制，分級分類培訓幫扶干部，強化考核監督機制。2021年過渡期以來，31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每輪持續組織選派50多萬名駐村第一書記和工作隊員，他們帶著先進理念、資金項目、技術服務奮斗在駐村一線，和鄉親們一起奔向致富路。
不摘政策：穩定政策供給，強化民生保障。保持教育、醫療、住房、飲水安全政策延續性，動態調整保障標準。全國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95.9%，脫貧人口醫保參保率超99%，農村自來水普及率94%。
不摘幫扶：持續投入力量，提升幫扶實效。穩定幫扶干部規模，優化結構，聚焦產業就業幫扶。2024年脫貧勞動力務工3305萬人，工資性收入占比超68%；中央財政銜接資金60%以上用于產業，832個脫貧縣每縣都至少培育2—3個主導產業，總產值超1.7萬億元。
不摘監管：健全監測機制，筑牢防返貧底線。建立大數據監測平臺，動態跟蹤風險，分類分級施策。截至2024年11月，全國累計消除534萬名監測對象返貧風險，風險消除率超60%。
作為從消除絕對貧困轉向共同富裕的關鍵制度設計，5年過渡期構建起了完善的防返貧監測幫扶機制。盡管經歷了重大疫情、自然災害等多重沖擊和挑戰，但中國脫貧地區牢牢守住了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5年過渡期對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意義重大：
—防止返貧的“緩沖期”。采取戰略與戰術有機結合的措施體系，統籌做好領導體制銜接、工作體系銜接等工作，實現向常規性的幫扶制度順利過渡，同時也減緩內外部環境變化可能帶來的損失和返貧情況出現。
—鞏固成果的“驗證期”。脫貧攻堅期超常規政策若“急剎車”，容易引發規模性返貧。過渡期內幫扶政策不變、力度不減，培育發展內生動力，逐步引導脫貧群眾從“被動扶”轉向“主動興”，強化自我發展能力，確保穩定脫貧。
—政策銜接的“轉換期”。推動幫扶體系平穩轉型為鄉村振興長效機制，避免“斷崖效應”。同時，統籌整合資源，推進脫貧攻堅邁向鄉村振興。
—應對風險挑戰的“窗口期”。通過政策延續期穩定了“三農”基本盤，有效應對了各類風險挑戰，推進解決了城鄉差距大、產業基礎薄弱等問題，鞏固壯大了脫貧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為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奠定了堅實基礎。
5年過渡期探索形成了一套防止返貧的理論機制和方式方法，具有很強的科學性、規律性和世界性意義，進一步印證了中國脫貧成果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尤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實踐向世界傳遞出雙重信心：一方面證明貧困并非是不可戰勝的頑疾，而是可以通過系統性制度設計和持續性資源投入實現根本性消除；另一方面揭示出建立“動態監測—即時預警—精準幫扶—長效鞏固”的全鏈條后續幫扶機制，不僅能有效阻斷貧困再生，更能推動脫貧地區從“被動輸血”轉向“主動造血”，最終實現從擺脫貧困到走向共同富裕的歷史性跨越。這一經驗為全球減貧事業貢獻了東方智慧，也為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供了強勁動力。
第二章 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中國實踐
5年過渡期，是中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推進中國貧困地區從全面小康邁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創造。脫貧攻堅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為鄉村全面振興奠定堅實基礎，只有鞏固住脫貧成果，才能為鄉村振興提供穩定支撐；而鄉村振興的全面推進，又能為防止返貧注入持久動力，二者相輔相成、互為依托。5年過渡期的實踐確保了減貧政策連續性、幫扶穩定性與發展可持續性，使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能夠穩步邁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目標，為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堅實保障。
1.機制防返貧：動態監測精準幫扶，筑牢返貧防護屏障
5年過渡期里，中國脫貧攻堅地區建立了常態化防止返貧致貧機制，開展分層分類幫扶制度。如貴州省通過建立低收入人口動態監測和常態化幫扶機制，形成了橫向匯集14個部門23類數據，縱向貫通“省市縣鄉”四級，具有“防漏”“防錯”雙向預警核查功能的動態監測系統。僅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縣就實現了累計識別監測對象1421戶5882人，通過有效幫扶措施，累計消除909戶3816人的返貧風險。
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關鍵在于開展動態監測，實施精準幫扶。如陜西省商南縣建立縣鎮村三級防返貧監測工作網格，開設鎮村“防返貧申報窗口”，開通防返貧監測熱線，常態開展入戶排查、部門篩查、信息比對，及時發現風險，及時納入監測范圍。對納入監測范圍的對象，逐戶落實領導干部結對幫扶，及時制訂幫扶計劃、落實幫扶措施。全縣累計納入監測對象935戶3025人，已消除573戶2003人的返貧風險，全縣無一戶返貧致貧。
截至2024年11月底，全國累計幫扶534萬名防止返貧致貧監測對象穩定消除返貧風險。2024年，脫貧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2元，比上年增長6.9%。
2.基建補短板：設施升級互聯互通，城鄉融合惠及民生
面對基礎設施短板弱項，中國各級政府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持續提檔升級。如甘肅省的23個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中已有22個縣通高速公路，19個縣具備條件的自然村（組）通硬化路達90%以上，創建4個“四好農村路”全國示范縣4個，建制村直接通郵率達100%。陜西省商南縣大力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向鄉村延伸、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全縣行政村水泥（瀝青）路通達率100%，城鄉自建房安全隱患、飲用窖水基本“清零”，物流快遞“鎮鎮到”、居民用電“戶戶通”、光纖網絡“全覆蓋”，128個村（社區）建成標準化村衛生室和老年活動中心。
目前，全國具備條件的鄉鎮和建制村全部通了硬化路，通5G的行政村占比超過90%，農村自來水普及率達到94%，建制村快遞服務覆蓋率超過95%，教育、醫療、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持續提升。截至2024年底，全國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約75%，農村生活垃圾得到收運處理的行政村比例穩定保持在90%以上，村容村貌顯著改觀。
3.就業穩增收：產業帶動崗位擴容，增收致富動能強勁
工資性收入是脫貧戶收入的主要來源。防返貧致貧關鍵在穩就業。中國多地千方百計穩定就業規模，增加群眾務工收入。甘肅省古浪縣大力推動鄉村就業工廠發展，在財政獎補、稅收支持、土地供應等方面落實優惠政策，廠房式、居家式、合作社式等就業工廠促進群眾就近就業。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0年的8121元增長到2024年的11283元。
一些地方探索就業服務新模式，促進脫貧人口就地就近就業。云南省推進“四位一體”基層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建設，加快線上零工市場建設，探索建設一批“服務業版”“一二三產融合版”就業“幸福里”社區。全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已達1514.18萬人，其中脫貧勞動力轉移就業326.28萬人。
鄉村新業態蓬勃發展帶動群眾就業增收。中國許多地方的農民用起了電商平臺熱賣農產品，讓手機成為“新農具”，直播成為“新農活”，數據成為“新農資”。到鄉村品美食、住民宿、賞風景等成為城鄉居民度假熱選，大量脫貧戶端起了“金飯碗”。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將“懸崖村、三河村、火普村”一體謀劃，“云端賽場”到“彝寨星火”，全縣2024年旅游綜合收入達7.7億元。以懸崖村為例，2024年全村接待旅游3萬多人次，創收達92.23余萬元，油橄欖和臍橙產業收入約55萬元。帶動村集體經濟收入15萬元，村民人均收入19600元。商務部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2.56萬億元，同比增長6.4%，農產品網絡零售額增長15.8%。
截至2025年一季度，全國脫貧勞動力務工就業規模達到3089.8萬人。過渡期以來，160個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脫貧勞動力務工就業規模穩定在600萬人以上，連續4年超過年度目標任務。
4.產業激活力：特色融合集群發展，聯農帶農增收增效
特色產業不斷發展，持續帶動群眾增收。依托粵桂協作平臺，廣西田林縣利周瑤族鄉建成24座智慧農業大棚種植“陽光玫瑰”葡萄，配套建設驛站民宿、稻田書屋、親子樂園等，打造農文旅融合的特色產業示范項目。他們完善聯農帶農機制，動員群眾通過流轉土地、就近務工等方式參與致富項目建設，每年農忙時有約300人次農民參加項目建設，人均每月可增收約3000元。2024年僅種植葡萄一項產值就達350萬元。近3年，帶動9個村集體累計增收97.3萬元。通過著力做好“土特產”文章，促進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完善聯農帶農機制，田林縣的特色產業覆蓋率已達98.1%。全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21年的14921元增長至2024年的18692元。
與田林縣一樣，廣西環江毛南族自治縣依托喀斯特世界遺產地的自然優勢和資源條件，發展壯大生態旅游和繭絲綢、林木加工、新能源等特色產業。2024年，全縣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08.52億元，較2020年脫貧摘帽時增長77.43%；寧夏固原市原州區憑借獨特的地理氣候條件，探索打造中國“冷涼蔬菜之鄉”，產品銷往馬來西亞、沙特等國家和地區，目前全產業鏈產值達30億元，帶動2.4萬人就業，人均增收1.5萬元。
截至2024年底，5年過渡期確定的160個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均培育形成了2到3個主導產業，總產值超過3000億元。
5.保障兜底線：政策銜接社會保障，確保基本生活無憂
各地建立健全動態監測機制，推動防止返貧幫扶政策和農村低收入人口常態化幫扶政策銜接并軌，把符合條件的對象全部納入常態化幫扶范圍。對沒有勞動能力的，通過綜合性社會保障措施兜底，兜牢最低生活保障底線，完善社會救助舉措，實現應保盡保，確保基本生活無憂。
貴州省望謨縣曾是深度貧困縣,教育基礎薄弱。為補齊教育短板，上級政府為望謨縣對接了江西支教團、“整縣輪訓”“組團式幫扶”等資源，不斷強化全縣教師隊伍建設。目前全縣副高級以上職稱教師從2020年的553人增加到797人。2024年，全縣高考本科上線2300多人，上線率提升至70%。
過渡期以來，青海省澤庫縣不斷改善農村學校辦學條件，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完成脫貧家庭學生教育資助，開展送教上門，實現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無失學、無輟學。精準實施參保擴面工作，不斷擴大醫保覆蓋范圍，2021年至2024年全縣農村人口醫保參保率均在98%以上。
云南省緊盯教育、醫療健康、住房安全、飲水安全、兜底保障五項脫貧成果，實施衛生健康事業三年行動，脫貧群眾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報銷比例達90%以上，36種大病患者救治率達99%以上；實施農村供水保障3年專項行動，解決257萬人依靠水窖供水、水窖輔助供水和中度干旱條件下因旱應急送水人口供水保障問題。全省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省級指導標準從2021年4770元/人·年提高到2024年的6400元/人·年，截至2024年底，有232.2萬人納入農村低保對象，128.74萬名脫貧群眾、47.15萬名監測對象納入保障范圍。
第三章 中國減貧治理模式的理論創新及豐富發展
人類減貧史本質上是一部文明演進史。當西方“涓滴效應”理論在發展中國家遭遇系統性失效，中國開創了減貧治理新范式，其理論創新與實踐在5年過渡期中得到了具象化驗證。這一進程標志著中國減貧事業從“生存型保障”向“發展型文明”躍升的質變：它不僅是經濟指標的改善，更是對“什么是發展”“如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等命題的創造性回應，為人類文明進步提供了兼具實踐理性與人文關懷的中國答卷，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其核心價值在于：減貧不是簡單的物質積累，而是文明形態的整體躍升。
1.減貧范式革新：從“涓滴效應”到“精準滴灌”
人類反貧困實踐歷經數千年演進，減貧理論因時因勢不斷變革提升。20世紀大蕭條時期產生的“涓滴效應”理論，主張先發群體通過消費、就業等途徑惠及貧困階層。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涓滴效應確實發揮了作用。而今，全球社會發展動力減弱、區域發展不均衡卻使得減貧邊際效益遞減，甚至失靈。2008年至2022年間，新興市場國家FDI（外國直接投資）占GDP比重較21世紀初下降47.6個百分點。
中國審時度勢創新提出“精準滴灌”，通過國家主導的資源精準配置解決市場失靈難題。
精準識別機制：戰勝絕對貧困后，各地開發多維貧困標準，啟動動態監測。建檔立卡使以往統計抽樣測算出的貧困數字，精準地落到具體家庭和人口。
差異干預體系：實施“地域+領域”等幫扶，優化資源配置。開展新一輪東西部協作以來，僅浙江就引導1400余家東部企業在四川投資。在160個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萬企興萬村”蓬勃開展。
組織保障制度：五級書記責任制與駐村工作隊機制，保持行政力量直達基層的穿透式治理。自2021年過渡期以來，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每輪選派約15萬支駐村工作隊、20萬名駐村第一書記、34萬名駐村工作隊員，扎根基層、服務“三農”。
動態退出標準：建立“兩不愁三保障”量化評估體系，設定剛性退出指標，并通過第三方評估確保脫貧質量置信度達95%以上。過渡期監測顯示，2024年前三季度已脫貧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84元，比上年同期實際增長6.5%，5年過渡期沒有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
“精準滴灌”范式已展現出顯著的國際價值：泰國孔敬府學習中國的扶貧經驗，2019年10月開展對口扶貧工作，2020年一年間，孔敬府1174戶特困戶已有40%成功脫貧。；在中國專家的大力支持下，烏茲別克斯坦的貧困率從2022年的17%降至2025年2月的8.9%。。中國“精準滴灌”減貧方案正在深刻影響并迭代全球發展治理知識譜系。實踐表明，在深度貧困面前，主動的制度設計比被動的財富下滲更有效。
2.破解要素約束：“弱鳥先飛”理論與資源激活
正如“損不足而補有余”所揭示的那樣，傳統發展經濟學中的“馬太效應”，直指不平衡發展中的要素流失困境。“精準滴灌”理論通過重構貧困地區生產要素配置體系，創造性提出“弱鳥先飛”發展路徑，形成具有“內生造血”功能的可持續發展機制。
產業培育機制：中國加強產業扶貧，貧困地區特色優勢產業和旅游扶貧、光伏扶貧、電商扶貧等新業態快速發展，增強了貧困地區內生發展活力和動力。福建省寧德市通過構建茶產業全鏈條與海洋經濟產業集群，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從1988年24億元至2024年3901億元的跨越式增長，實證了“弱鳥是可以先飛、高飛的”。
這一經驗在中西部22個省區市832個脫貧縣形成了特色主導產業矩陣：青藏高原牦牛產業、石漠化地區黑山羊養殖、三峽庫區臍橙種植、新疆鹽堿水海鮮養殖等特色經濟模式，培育出84個產值超50億元的縣域產業集群。2020年，電子商務進農村實現對832個貧困縣全覆蓋，2022年脫貧地區農產品電商銷售額突破2.17萬億元。
生態轉化機制：針對80%貧困縣位于生態脆弱區的現實約束，著力改善人居環境，實施生態補償制度，推進易地扶貧搬遷與城鄉融合發展模式，促進城市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城市現代文明向農村輻射，實現了生態資源向發展資本轉化。寧夏西海固地區通過35萬人生態移民工程與800萬畝土地生態修復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度達80%，年減少黃河輸沙量3000萬噸，森林覆蓋率從1.4%提升至27.28%，創造聯合國認定的“最不適宜人類生存地區”生態逆轉典范。
有關專家研究認為，中國減貧實踐突破“資源詛咒”理論桎梏，構建起植根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發展理論體系。不同于西方中心主義發展理論，中國形成的“在場性”減貧理論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可操作的實踐框架，其技術外溢效應已體現在非洲節水農業推廣等具體領域。
3.創新制度設計：建立貧困動態治理體系
全球減貧實踐中，多數發展中國家在脫貧后面臨可持續保障機制缺失的嚴峻挑戰。這一現象背后存在多重結構性矛盾：其一，國際援助項目常受限于“項目周期制”，資金投入隨預定周期結束而驟然中斷，導致脫貧地區剛建立的產業體系因后續資金匱乏而夭折；其二，部分國家的扶貧政策與政治選舉周期深度綁定，在執政黨更迭后易出現“政策斷崖”；其三，醫療、教育和就業等領域的幫扶措施往往呈現“碎片化”，缺乏跨部門協同機制，致使脫貧人口在能力尚未穩固時遭遇“保障真空”。這種“能力斷層”現象最終形成“貧困—脫貧—返貧”的惡性循環，嚴重削弱脫貧成果的可持續性。
針對貧困治理的復雜系統特征，中國創造性地構建了脫貧攻堅、防止返貧與鄉村振興“三位一體”的制度安排，形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貧困治理長效機制。這一制度創新的核心在于突破傳統扶貧模式的短期性局限，通過建立時間維度上的“過渡期”和政策空間上的“制度銜接”，實現貧困治理從“攻堅戰”向“持久戰”的戰略轉型。這一制度設計既避免了政策“急剎車”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又為脫貧地區預留了轉型升級的緩沖空間。
在實踐層面，中國建立了全球領先的精準扶貧大數據監測平臺，整合民政、教育、醫療、人社等多部門的數據資源，構建起“農戶自主申報+基層干部排查+部門篩查預警+輿情信訪研判”的四維監測網絡，實現對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易致貧戶和突發嚴重困難戶的“早發現、早干預、早幫扶”。2024年，中央財政銜接推進鄉村振興補助資金規模增加到1770億元，對脫貧攻堅基礎薄弱地區實施精準支持。
同時，中國在過渡期后并未采取“一刀切”的政策退出策略，而是建立政策評估和動態調整機制，對產業幫扶、就業幫扶、社會保障等政策進行分類完善：對市場機制已成熟的領域逐步實現“政策退坡”，對公益性較強的領域則推動“制度化延續”，最終建立健全常態化幫扶制度機制。這種“有進有退、分類施策”的政策設計，既防止了政策“養懶漢”，又避免了脫貧成果“斷崖式”逆轉，為全球貧困治理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中國方案。
4.優化路徑安排：“千萬工程”與城鄉融合發展
西方模式主導的減貧路徑常陷入“城市優先—農村衰退”的惡性循環，一些發展中國家城市率不斷提升的同時，農村發展止步不前甚至有倒退的風險。
早在2003年，在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的倡導和主持下，以農村生產、生活、生態的“三生”環境改善為重點，浙江在全省啟動了“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簡稱“千萬工程”），開啟了以改善農村生態環境、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為主要內容的村莊整治建設大行動。2023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40311元，比全國平均水平（21691元）高出18620元，連續39年居各省區首位；城鄉居民收入比連續11年呈縮小態勢，已下降至1.86，遠低于全國2.39的水平。
20多年來，中國不斷深化對“千萬工程”的認識，將其作為有效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主線，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基礎上，進一步提升鄉村產業發展水平、鄉村建設水平、鄉村治理水平，并加強黨對“三農”工作的全面領導。
如今，中國各地因地制宜學習“千萬工程”經驗，扎實推進鄉村建設，繁榮鄉村文化，推進移風易俗，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學習“千萬工程”經驗推進鄉村振興成為中國基層干部的有力抓手，他們立足區域資源稟賦和發展基礎，堅持區域化、特色化、差異化發展，把政策文件落實為一項項任務清單和惠民舉措，轉化為農民可感可及、滿意實惠的民生實事，充分激發農業農村改革的動力活力，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支持制度，健全保障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各種體制機制，推動農業增效益、農村增活力，農民增收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步伐。如河北省引導省內村莊建設目標分類規劃為干凈整潔村、美麗宜居村、和美共富村，針對山區、平原等不同地貌提出不同要求，給出了操作守則和規范，使不同類型村莊都有發展依據；青海省創新“農戶+合作社+企業”模式帶動7.2萬農牧戶創業，戶均增收3.8萬元。
“千萬工程”模式已產生顯著國際示范效應。馬達加斯加推廣中國雜交水稻技術實現糧食產量提升。位于津巴布韋中馬紹納蘭省沙姆瓦地區的中津農業合作示范村，幫助當地農民提升生產能力，實現增收致富，為當地推進農業現代化、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中國經驗。
5.推進區域協同：東西部協作與益貧市場機制
中國充分發揮制度優勢，探索出“東部資源+西部稟賦”“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等方式，使低收入人口享受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最終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
東西部協作整合內部資源，發揮先富帶后富作用。廣東對口支援廣西，2021年至2024年7月，共向廣西20個重點縣投入廣東財政援助資金42.98億元，實施幫扶項目909個。共新增引導落地投產企業664家。四川省內形成13市35縣結對幫扶56縣工作新格局，年度投入幫扶資金18.4億余元、實施項目1023個；32個中央單位定點幫扶四川省44個脫貧縣、342個省直部門（單位）定點幫扶70個脫貧縣，年度共投（引）入資金41.9億元、實施項目3526個。
構建“益貧市場”體系，讓低收入人口參與市場經濟。近年來，中國通過“萬企幫萬村”行動，全國已有近11萬家民營企業精準幫扶12.71萬個村，帶動和惠及1500余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
發展產業促進農村居民增收。廣西樂業縣新化鎮百坭村，過去因運輸不便，砂糖橘、油茶等農產品經常發生滯銷現象。如今這里的硬化路四通八達，水利、電力等設施得以完善，特色產業發展勢頭喜人。村里已開辦2家農家樂，還將8棟民房改造成特色民宿，推動農文旅融合發展，2024年村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長8.6%。
減貧路徑可以從“短期救濟”轉向“長效賦能”。通過電商扶貧、鄉村旅游等多元化手段，低收入人口持續參與經濟發展并分享成果，經濟發展從“外部輸血”轉向“內生造血”。
6.激發內生動力：扶志扶智與內生發展邏輯
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扶志和扶智相結合，這是中國扶貧堅持的重要舉措，通過扶志幫助群眾樹立起擺脫困境的斗志和勇氣，通過扶智幫助和指導群眾提升脫貧致富的綜合素質。
通過技能培訓，提升低收入群體自力更生能力。貴州省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在廣東省番禺區的幫助下，通過舉辦培訓班提升農村勞動力技能，在結對省份安排農村勞動力就業；四川省開展“訂單、定向、定崗”就業技能培訓，對有就業、培訓意愿的脫貧群眾落實職業指導、提供崗位信息，組織針對性技能培訓或創業培訓。
扶志、扶智結合，有效激發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內生動力。面對國家通用語言和文字能力不高、勞動技能不足等現實需求，云南怒江圍繞“直過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易地扶貧搬遷群眾，開展少數民族及易地搬遷群眾國家通用語言和文字培訓31600人次，幫助少數民族群眾掌握溝通和就業技能。
增強發展內生動力。近年來，一些地方運用“積分制”進行鄉村治理，將村級事務與村民利益聯系起來，把鄉村治理由“任務命令”轉為“激勵引導”，既節約了管理成本，又提升了治理效能，取得了良好效果。
這一實踐背后蘊含著“主體性激活—能力再造—系統賦能”的三維理論創新：
“志智雙扶”的主體性激活理論。突破傳統“物質救濟”思維，提出貧困問題的本質不僅是資源匱乏，更是發展主體性的缺失。通過思想引導、文化浸潤、典型示范等方式，重塑貧困群眾的主體意識，使其從“被動接受援助”轉向“主動參與發展”，為內生動力提供哲學基礎。
“能力適配”的人力資本增值理論。針對貧困地區勞動力技能與市場需求錯配的痛點，探索“技能精準供給”模式。以就業市場為導向，通過“訂單式培訓”“定向技能提升”等方式，將個體能力提升與區域產業升級緊密結合，實現從“體力勞動”到“技能勞動”的躍遷。
“系統協同”的發展生態構建理論。打破“單一經濟幫扶”的局限，構建“政策支持—技能培訓—就業對接—文化重塑—治理優化”的全鏈條系統，形成政府、市場、社會多元主體協同發力的格局，為可持續脫貧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章 中國減貧治理模式的基本遵循
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與時間檢驗，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體系正日益展現出更強的科學性與更廣泛的普遍性。從精準扶貧到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從“五個一批”工程到“四個不摘”長效機制，中國減貧治理的理論框架不斷豐富、方法路徑持續優化，已從10年前的初步成型邁向更加成熟定型的新階段。這一理論體系不僅根植于中國國情，更在實踐中不斷吸收人類減貧智慧，實現了從本土經驗向全球價值的升華。它證明了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也為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借鑒、可復制、可推廣的治理方案，標志著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正從“有效”走向“高效”，從“中國特色”邁向“全球共享”，形成可資借鑒的基本遵循，成為人類文明進步不可或缺的思想財富。
1.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是根本保證
中國特色的減貧治理模式中，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其強有力的領導是減貧成效的根本保證。
習近平指出，越是進行脫貧攻堅戰，越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統攬脫貧攻堅全局，中西部22個省區市黨政主要領導向中央立“軍令狀”，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抓扶貧”，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同近200萬名鄉鎮干部和數百萬村干部一道奮戰脫貧攻堅一線，構筑起“到人到戶”的政策精準傳導網絡。在消除絕對貧困后的銜接過渡期，面對可能發生的系統性風險，又以“四個不摘”穩定了政策預期。
中國的減貧實踐表明，脫貧攻堅由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這一源自政治體制的獨特優勢，意味著頂層設計到基層執行的超強垂直動員機制，意味著超長政策續航能力。從中央到基層，各級領導者和執行者分工明確、責任到人，能夠實現領導力、組織力、執行力的效果最優。
2.人民至上是價值旨歸
中國減貧始終將“人民福祉”置于政策制定的核心位置，“一個都不能少”的價值理念貫穿減貧全程。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在習近平的歷次重要講話中，“人民”始終是高頻詞。中國將民族、地區、貧困戶“一個都不能少”作為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將滿足貧困人口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基本需求作為底線，聚焦重點地區，關注特殊群體，因地因人制宜，且重視群眾參與，有針對性地破解貧困人口生存、發展的差異性問題，從而最終兌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都不能少”的承諾。脫貧攻堅期滿后，則更加關注城鄉融合、協同發展，以“千萬工程”引領脫貧后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
中國的減貧實踐表明，“人民為中心”的減貧理念，不同于傳統福利國家的現金救濟，超越了西方“保障基本生活”的減貧范式，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從“生存權保障”到“發展權賦能”，中國將“人”這一生產力中最活躍的要素擺在最緊要、最突出的位置，構建了一整套“生存—發展—尊嚴”的多維度減貧共富體系，以“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價值取向，完成“小康”“大同”等中國傳統理想社會的當代詮釋。
3.合力攻堅是鮮明特色
中國減貧呈現出顯著的“協同治理”特征，通過政府、市場、社會主體的多方參與，形成全民一心的集體行動。
舉國同心、全面動員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動，習近平形象地稱之為“匯聚起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脫貧攻堅期間，東西部協作機制打破行政、區域壁壘，促成東部9省市向西部投入財政援助資金和社會幫扶資金1005億多元；307家中央單位定點幫扶592個貧困縣，軍隊定點幫扶4100個貧困村；“萬企幫萬村”行動組織12.3萬家民企幫扶7.28萬個貧困村。行之有效的機制、措施，5年過渡期依然延續。
中國的減貧實踐表明，面對“消除絕對貧困”這樣體量龐大、曠日持久的重大發展目標，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運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新型舉國體制”，才能最大限度發揮出執政黨超常規的資源調配、整合能力，并在同聲同氣的一致行動中，將減貧目標內化為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從而構建組織有力、權責相適、目標清晰、政策協同的貧困治理體系，實現治理水平與減貧效果的同步提升。
4.自立自強是基本原則
中國減貧強調激發“自我意識”，推動內生性發展，并通過能力的培養，強化發展能力，從而實現從“援助依賴”到“自我發展”的轉型。
習近平強調，扶貧先要扶志，要從思想上淡化“貧困意識”。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國實施了多種“扶貧”與“扶志”“扶智”并重的措施。一方面，通過加強思想引導、典型帶動和政策激勵，提升貧困群眾脫貧的信心與動力；另一方面，注重教育投入、技能培訓和職業教育，增強他們的就業能力和可持續發展本領。通過這些措施，貧困群眾不僅從外部獲得了物質支持，更從內心激發了改變命運的決心和能力，逐步實現了從“要我脫貧”到“我要脫貧”的轉變。
中國的減貧實踐表明，激發內生動力是實現可持續脫貧的治本之策。貧困治理不能僅靠外部“輸血”，更要注重培育貧困地區的“造血”能力。這種“扶志”與“扶智”相結合的減貧模式，不僅幫助貧困群眾擺脫了物質貧困，更實現了精神上的“脫貧”，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了“授人以漁”的治理方案。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貧困人口內生動力不足的背景下，中國的“志智雙扶”模式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有助于推動全球減貧從“被動救濟”向“主動發展”轉變。
5.循序漸進是關鍵之舉
中國減貧采取階段性推進策略，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目標，分步驟實施漸進式改革，確保了減貧成效的可持續。
中國共產黨將減貧治理作為一項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推進，不追求一蹴而就，更沒有急功近利，而是穩扎穩打，持續深化，開創了分階段推進、可持續發展的“梯次減貧”模式：第一階段聚焦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實施精準扶貧戰略；第二階段鞏固脫貧成果，建立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第三階段推動鄉村振興，實現從脫貧到致富的跨越。這種“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減貧體系，既保證了減貧成效的可持續性，又為后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不僅體現了對減貧工作復雜性與長期性的深刻認識，也展示了中國在推動可持續減貧方面的長遠眼光和戰略定力。
中國的減貧實踐表明，堅持系統思維和長遠眼光，循序漸進推進減貧，是實現可持續減貧的關鍵之舉。貧困治理必須遵循客觀規律，分階段推進，不能急于求成、揠苗助長。特別是在全球減貧容易出現“短期成效顯著、長期效果不佳”問題的背景下，中國的“梯次推進”策略為世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中國節奏”。這種循序漸進、穩扎穩打的減貧路徑，有助于避免“貧困—脫貧—返貧”的惡性循環，為發展中國家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減貧戰略提供了重要啟示。
第五章 中國減貧行動與國際減貧合作
中國減貧實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對國際優秀減貧經驗做法的兼收并蓄和“國際減貧經驗的本土化”和創新應用，也因此推動了全球減貧事業的進步。截至2024年底，中國已向160多個國家提供發展援助，同150多個國家攜手共建“一帶一路”；全球發展倡議提出3年多來，已動員近200億美元發展資金，開展1100多個項目，惠及多國民眾。
從國際經驗中汲取的小額信貸、社會保障、精準識別等理念，在中國被賦予了“政府主導、精準施策、社會協同、制度保障”的特色，形成了“精準扶貧”“開發式扶貧”“兜底保障”等舉措。在此基礎上，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減貧合作，為不少國家帶來了切實可行的減貧方案。中國以開放包容的姿態，推動全球減貧事業，彰顯大國擔當。
1.需求導向：中國減貧貢獻促進世界包容性發展
中國將“精準”與“需求導向”理念應用于國際減貧合作，實施了一大批“看得見、摸得著、見效快”的項目。如“微笑兒童”營養餐計劃，惠及全球數百萬兒童；援建學校、醫院，提升當地教育醫療水平，贏得國際贊譽。這些減貧行動注重從細微處著手，精準對接受援國民生需求。通過這些具體舉措，中國不僅取得了減貧實效，更傳遞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為世界包容性發展注入動力。
尼泊爾前駐華大使利拉·馬尼·鮑德爾說，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致力于通過支持教育、醫療保健、經濟發展、積極應對災害等方式助力尼泊爾減貧。這個組織為尼泊爾學生提供書包、文具、營養餐等，幫助提高兒童入學率；對村民進行技能培訓，提供種子、幼苗和農用設備等，通過提高農業生產力和農田產量實現農民增收；積極支持供水、校舍、衛生中心等小型基礎設施建設，為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受害者提供快速救援，助力改善尼泊爾民眾生活。
曾經的緬甸內比都市敏彬村和埃羌達村，道路泥濘，房屋簡陋，飲用水和電力供應都是大問題，中國專家的到來給村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轉機。2018年—2020年，云南省鄉村振興發展與合作中心負責實施“中國—東亞減貧示范合作技術援助項目（緬甸）”，為埃羌達和敏彬兩個示范村實施了道路、飲水工程、社區發展中心、學校教學樓等民生工程“硬設施”，開展了種植養殖培訓、社區環境治理等經驗分享“軟合作”，造福了當地民眾。2020年12月底，該減貧合作示范項目在內比都順利移交給緬甸政府，成為中緬友好合作的又一里程碑，彰顯了兩國胞波情誼。
這樣的故事遍布全球。在柬埔寨，中柬友好扶貧示范村項目讓村民們的生活越來越紅火；在馬達加斯加，經過中國農業專家手把手指導，農戶蒂娜種植的雜交水稻產量大幅增加；在斐濟，中國菌草技術不僅培育出高品質的食藥用菌，還作為優質飼料帶動畜牧業發展；在圭亞那，中企捐贈的太陽能路燈點亮莫萊科柏村的夜空，讓人們出行有了更多安全感……一個個合作故事，彰顯中國是全球減貧事業的積極推動者和持續貢獻者。
中國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宣布給予所有同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100%稅目產品零關稅待遇，為最脆弱國家的減貧事業提供了切實的市場機遇。尼加拉瓜總統奧爾特加表示，中國不僅成功使數億中國人民擺脫貧困，而且為促進世界和平、特別是幫助亞非拉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共享發展、提高福祉作出重大貢獻，給世界帶來希望，注入力量。
2.系統賦能：高效供給公共產品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
中國致力于為全球減貧提供系統性支持，通過技術推廣、資金支持、能力建設和平臺搭建，幫助發展中國家增強內生動力。
國際減貧培訓和示范項目等分享中國減貧經驗。中國通過線上線下培訓，提升合作國當地官員和民眾的減貧技能，推動可持續發展。推動?農業技術示范中心建設，系列農業技術推廣和示范項目助力各國群眾增產增收。中國積極履行大國責任，通過實施農業南南合作項目、農業援外項目、減貧示范合作項目等，助推全球減貧進程。項目覆蓋非洲、亞洲、拉美等多個地區，累計培訓數萬人次，有效提升了當地減貧能力。同時，中國專家深入田間地頭，手把手傳授農業技術，助力當地產業升級，真正實現授人以漁，讓發展成果惠及更多國家民眾。
“我實在太開心了，最近兩年收成遠超以往，終于不用為饑餓發愁了，也有錢讓孩子們去上學了。”剛果（金）東南部盧阿拉巴省科盧韋齊市延蓋村村民納塔莉說，她家里有8個孩子，曾經全家以種植木薯為主，但木薯產量不高、容易腐爛，一家人忍饑挨餓是常有的事。中國企業提供的玉米種植計劃，為大家提供種子、拖拉機、播種機、農藥噴霧器等農業生產物資及機具，還有專家定期講解技術知識。
南南合作項目?支持“南方國家”減貧項目。目前中國已成立總額40億美元的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這是中國政府支持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中國政府重視南南合作、支持南南合作的具體行動；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國家，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便車”，實現共同發展的重要體現。重點投向減貧、抗疫、人力資源開發合作、糧食安全、數字互聯互通、綠色發展等領域的“小而美”項目。
在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的支持下，中國政府與世界糧食計劃署攜手合作，在包括布隆迪在內的數十個國家實施糧食援助項目，有效緩解了當地糧食短缺問題，切實改善了民眾生活。烏茲別克斯坦在全國各州試點推廣中國減貧經驗，近萬名烏茲別克斯坦學員線上參加中國減貧研修班。該國初步建立以社區為依托，以《貧困戶幫扶名冊》《婦女幫扶名冊》《青年幫扶名冊》為重要組成部分的減貧體系，已取得顯著成果。
同時，中國同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減貧經驗，并為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培養了40多萬各類發展人才，提高了相關國家在扶貧減貧領域的能力建設水平，助力更多發展中國家實現自主發展，找到符合自身國情的減貧之路，攜手推動國際減貧合作。坦桑尼亞莫羅戈羅省長亞當·奇戈瑪·阿里·馬力瑪介紹，過去十多年中，一批又一批來自中國的農業專家學者，在莫羅戈羅省長期推廣示范適宜當地的農業技術，不斷改變著當地的村莊和村民生活，“我們這里的農民，喜歡中國專家的一切”。
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助力沿線國家減貧。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2年來，150多個國家、數十個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一大批標志性項目落地生根。這些項目不僅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還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改善了基礎設施，提升了民眾生活水平。共建國家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獲得了更多發展機遇，逐步擺脫貧困，走向繁榮。中國以實際行動詮釋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通過這些項目的實施，共建國家的貧困率顯著下降，民眾的生活質量得到明顯提升。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也得到了改善，為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共建“一帶一路”將使相關國家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為國際減貧事業注入強大動能。
3.共建共享：讓“全球南方”從“追趕者”到“共創者”
“精準扶貧”，這是中國讓近1億人擺脫絕對貧困的最核心理念，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參考標準和新的減貧路徑，深化了人類對減貧規律的認識，重構國際減貧話語體系，豐富發展了人類反貧困理論。
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的本質，是對“發展權”的重新定義。中國減貧國際合作的出發點是將人類作為命運共同體，讓發展中國家不再是現代化浪潮中的“追趕者”，而是平等的“共創者”，重新定義“發展權”。
新時代以來，習近平著作《擺脫貧困》已相繼推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豪薩文、烏茲別克文、老撾文、葡萄牙文版等，《習近平扶貧論述摘編》被譯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版等。這兩部著作聚焦“反貧困”這件關系民生福祉的大事，成為許多國際政要、學者的案頭書。國際人士認為，中國反貧困理論與實踐為全球貧困治理帶來深刻啟示。中國持續開展減貧國際合作，有助于建設一個共同發展的公正世界，讓貧困成為過去，讓美好愿景成為現實。
老撾國家圖書出版發行社社長賽雅蓬·阿努臘說，《擺脫貧困》老撾文版的出版，是老中減貧合作的重要成果，這有助于在老撾推廣和應用中國減貧經驗，體現了兩國在推進減貧事業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一步，老撾將吸收中國經驗，加強國際合作，進一步推進減貧工作，為全球減貧事業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平等合作贏得尊重。坦桑尼亞尼雷爾基金會董事會主席布提庫說，中國同我們開展合作，從來不會對非洲國家的內部事務指手畫腳，而是邀請各方坐下來討論我們一起能做什么。非洲國家在與中國合作時感受到了尊重，非中是彼此真正的朋友和伙伴。
核心理念影響深遠。中國提出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志智雙扶”“開發式扶貧”等核心理念，以及中非攜手推進“六個現代化”的系統主張，為解決貧困這一復雜問題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徑，獲得了國際社會廣泛認同。
中國方案寫入全球議程。“精準扶貧”理念已被寫入聯合國機構等多邊文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操作標準和實踐指南。中國的減貧理論與實踐，為國際減貧領域貢獻了獨特的東方智慧，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人類反貧困的理論寶庫和知識體系，提供了不同于傳統模式的、更強調精準、務實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有效路徑。
結語：讓中國減貧經驗惠及世界
減貧不僅是數字的清零，更是文明形態的躍升。作為全球減少絕對貧困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減貧實踐的終極意義，在于開啟了一場關于人類發展本質的文明對話。
在文明沖突加劇的當下，如何讓不同制度在減貧實踐中相互啟迪，共同破解“發展與公平”的世紀難題？
習近平強調：“減貧問題說到底是發展問題。”
中國減貧本質，是對“發展權”的重新定義。中國減貧國際合作的出發點是將人類作為命運共同體，讓發展中國家不再是現代化浪潮中的“追趕者”，而是平等的“共創者”。
中國減貧實踐，是一部用汗水澆灌希望、用奮斗書寫傳奇的壯麗史詩。它印證了一個真理：消除貧困從來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它昭示了一個方向：發展的真諦，在于讓每一個生命都能尊嚴綻放，在于讓每一片土地都能煥發生機，在于讓每一個夢想都能照進現實，讓每個個體都擁有改寫命運的機會。
中國經驗分享，是探索“如何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的實踐智慧。當云南怒江的獨龍族群眾告別溜索、架起大橋，當埃塞俄比亞高原上的農民用上中國援建的灌溉系統收獲金黃色的小麥，當柬埔寨鄉村的孩童在新建的學校里朗讀課文，當巴西貧民窟的青年通過電商培訓開啟創業之路—這些跨越山海的故事，共同編織成人類減貧史上最溫暖的圖景。中國的實踐證明，減貧不是某個國家的“獨奏”，而是發展中國家的“合唱”；不是單向的“援助”，而是雙向的“賦能”；不是短期的“沖刺”，而是長期的“接力”。
發展沒有固定模板，但合作必有共贏；減貧沒有標準答案，但互助必能破局。
我們期待，讓中國的“精準扶貧”智慧、“防返貧監測”機制、“縣域產業”模式，在非洲的田野、拉美的社區、亞洲的山鄉落地生根；
我們期待，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聯盟，推廣中國光伏扶貧、生態農業、清潔能源技術，助力“全球南方”國家實現低碳發展；
我們期待，搭建全球數字減貧平臺，分享中國農村電商、遠程教育、智慧醫療經驗，讓技術跨越山海，連接每一個村莊、每一所學校、每一家診所。
中國以其自身實踐告訴世界，真正的減貧和可持續發展，是扎根本土的制度生長，是尊重多樣性的文明對話；是讓每個民族都能在自身文化土壤中培育發展動能的全球共識；是讓每個生命都能綻放光彩的人類共同事業；更是超越“物的積累”，抵達“人的解放”的終極關懷。
編寫說明及致謝
《為了人民美好生活接續奮斗—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中國實踐與理論創新》智庫報告課題組由新華通訊社社長、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學術委員會主任傅華擔任課題組組長，新華通訊社總編輯呂巖松擔任課題組副組長，新華通訊社副總編輯任衛東擔任課題組執行副組長。課題組成員有劉剛、崔峰、何悅、王軍偉、侯雪靜、吉哲鵬、李勁峰、何偉、謝佼、趙鴻宇、王博、施錢貴、吳帥帥、勿日汗、楊一苗、白瑪央措。
在報告采寫和發布過程中，獲得了農業農村部中國鄉村振興發展中心主任黃承偉、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李小云等專家的悉心指導，以及農業農村部幫扶司的大力支持。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農村社會學研究室主任張浩、四川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張勤修、西南財經大學西財智庫主任湯繼強、成都百生智庫主任馬小麗、河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玉梅、河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王秋菊、滄州師范學院齊越傳媒學院教師卞偉潔等專家、學者，以及廣西南寧市武鳴區、百色市田林縣，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甘肅省農業農村廳、慶陽市、天水市、武威市、定西市、隴南市、臨夏回族自治州，陜西省商洛市委宣傳部、商南縣、丹鳳縣、山陽縣，青海省農業農村廳、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尖扎縣、澤庫縣，河北省農業農村廳、保定市農業農村局、邯鄲市委宣傳部、邯鄲市農業農村局，四川省農業農村廳、昭覺縣人民政府，貴州省晴隆縣、望謨縣、威寧縣給予了多方面的指導、幫助，在此一并表達誠摯感謝。
